老兵家书:台湾老兵高秉涵时隔30年寄回大陆的第一封家书

发布日期:2019-08-11 08:22   来源:未知   阅读:

  年少离家,一世乡愁。二十几年以来,高秉涵陆续将一百多位台湾老兵的遗骨运回大陆原籍,并为家乡募捐赞助文教事业,公开发声反对“”。被央视评为2012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一个常年在烽火中流落且归乡不知期的人,家书就是一剂医治思乡之痛的良方。

  两岸长期隔离,音信不通,更没有通邮的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思乡之情与时俱进,愈来愈强,甚至到了白天不能进食,夜晚难以入眠的地步。

  为解思乡念亲之苦,1979年8月20日,趁去西班牙开会之机,我鼓起勇气,给家乡的母亲写了第一封家书。

  我一提起笔,感情的潮水就决了堤,眼泪止不住哗哗哗地流。信根本写不下去。写字的手总是抖,放声大哭了几场,心情才得以平复。下面就是家书的内容——

  儿子1948年八月初六和娘泣别后,如今已逾三十一年了,但希望家里的老幼亲人都还健在,如果您们方便的话,请尽快写信给住在美国纽约市的袁玉杰同学,他会实时转给我的。

  在这段漫长且似无止境的流浪岁月里,我之所以要艰苦奋斗地活下去,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再见到我娘一面,绝不会像四姨宝真、大姐秉洁、三姐秉浩一样,在抗日战争爆发时,她们三位一出去就生死不明了。

  信是写好了,写信封又犯难了。离开老家时,还没有邮编一说,我不知道老家的邮编是多少,更不知道这三十年来家乡的行政区划有没有变化。思量再三,我在收信人地址一栏写下了“山东菏泽市西北三十五里地处高庄”这个地址。收信人写的是母亲宋书玉。当时两岸还没有解禁,百乐心水论坛kv007尚在敌对状态之中,但从国外一些同学朋友传来的消息说,大陆政策有重大变化,海峡两岸形势有缓解的迹象。但我毕竟是跟随军队来到台湾的,所以,为避免给家乡的亲人带来麻烦,信中我没敢说出我所在的地方。

  在西班牙开会时,本想托大陆代表把信捎回去,可终究未能如愿。那时,大陆已与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万般无奈之下,我把这封信寄给了侨居美国的高中同学袁玉杰,是他代我从美国发出了这第一封家书。

  1979年10月18日,高秉魁给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先生写了一封寻找我三姐下落的信函。信的内容如下——

  我有个堂姐,原名高秉浩,据说她参加革命后改名罗伟,曾在东局宣传部办公室工作,你是否认识她?她现在哪里工作?请来信告诉我

  为盼!或把此信转给她,让她给回信也可,因为她多年无信的大弟弟高秉涵,最近从美国给老家来信了,要找他三姐高秉浩(罗伟),但不知她的工作地址。

  宋部长接到这封信后,批转给了该部干调处办理。干调处又转寄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查寻。1979 年10月23日,辽宁省委组织部查明我的三姐罗伟,当时在辽宁省本溪市委宣传部工作。

  原来,1938年7月,三姐高秉浩随姨妈宋介与大姐高秉洁到达延安后改名罗伟,1939进入延安抗大总校学习,同年5月当选为延安地区模范女青年,接受主席颁奖表扬。1942年赴太行山陆军中学任教。1945年8月,奔赴东北革命战场,后任铁岭县委妇委书记兼妇女部长,1949年先后出任东北局农业办公室主任、人事处长,本溪市委宣传部长,吉林党校教育长,辽宁省人大办公室主任等职。

  1979年11月5日,三姐罗伟收到我的信。至此,这封迟到的家书,历经百转千回,总算到了亲人手中。

  1980年5月12日,我接到大姐寄来的第一封家书。这是我到台湾三十多年来接到的第一封家书。尔后又陆续接到三姐和二弟的来信。

  从信中得知,我的母亲已于1978年1月20日去世,奶奶、姥姥和二姐也都先于母亲而去世了。这让我感到无限的悲痛和哀伤。

  姐姐在信上说:“母亲在去世之前,曾一再说道,希望在离世之前能够见到春生一面。她是睁着眼睛走的,她走时是不甘瞑目的,她虽睁着眼睛,但最后仍然没有机会看见她的爱儿春生的到来,她是在悲痛中走的,在遗憾中走的。”

  看到这些,我愈发伤心难过。母亲走了,她是带着牵挂走的,是在饮泪含悲中走的,留给我的是终生的愧疚和遗憾。

  家书带给我母亲去世的噩耗,也给我带来了四姨、大姐和三姐健在的消息。这使我悲喜交加,惊异不已。

  当然,母亲的去世,我没有产生怀疑,因为她老人家已是八九十岁的高龄,而四姨、大姐和三姐的健在,倒使我在心里产生了疑问。www.725558.com,因为在我尚未满三岁时,也就是1937年抗战爆发后不久,她们就离开家乡了;历经八年抗战,她们杳无音信;又经三年内战,到1948年8月我离乡时,她们仍然生死不明。

  我带着半信半疑的心情,持信前去请教张县长,张县长分析认为,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一种是你大姐已经不在人间了,冒充你大姐给你写信的人对你们家庭情况比较了解,一定抱有什么目的,比如说对你有所索求。另一种就是你大姐还活着,可能比你活得还好。

  张县长分析得透彻,也符合情理。我每天拿着信读几遍,心情也处在忐忑之中。没隔几天,我又接到三姐和二弟的来信。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在1982年初,我趁卞永兰学姐返回大陆探亲时,特托其路经广州,当面探查回信者高秉洁,是否真有其人,并列出“五问”,请高秉洁回答,以验真伪。

  这“五问”是我精心准备的,想要蒙混过关,应该不怎么容易。一是请将父母、祖父母及兄弟姐妹的名字(含乳名)说出来。二是请将外公(姥爷)、外婆(姥娘)及舅舅、阿姨的姓名(含乳名)说出来。外公、外婆是什么村庄的人?三是高家在高庄的大门朝向何方?对门是谁家?左右邻居是谁家?四是高庄家院里有棵近百年的老树是什么树名?五是1937 年菏泽大地震时你在哪里?

  1982年1月15日,卞永兰住进广州市沙面街白天鹅大酒店,电话约高秉洁在大酒店见面。卞大姐在会面后向我表示,她一看到高秉洁的长相模样及谈吐声调,便知道你高秉涵和高秉洁是同一座窑里烧出来的,就像同一模型制造的产品,你俩的模样长得太像了,一看就知道你们是一家人。看起来她就像你的母亲,一点也不会错,绝对是真的高大姐,所以这“五问”也就不必再问了。

  1938年,清华大学毕业的大姐奔赴延安后,先后担任贺龙与陈云的机要秘书,后奉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林伯渠指示,前往国民政府卫立煌所掌握的第二战区前敌指挥部战地工作团工作。1942年10月,大姐从延安中央研究院调往中共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作。1949年5月,大姐被任命为铁道部统计处处长。1958年,调任湖北大学现代史教研室主任。1962年,大姐因肺结核割除六根筋骨。1965年,任武汉大学党委的大姐夫朱劭天调广州任中南局科委主任,大姐一家随即迁往广州。

  只有在那个战乱的非常时代,才有如此奇特猜疑的怪相演出。生活在这段悲惨岁月里的中国人,是何其不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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